1962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“包产到户”问题。邓小平认为，哪种生产形式能够比较容易、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，就采取哪种形式；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，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。他引用安徽民间谚语：“不管黄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。”
1961年后广大农村再次自发兴起“包产到户”的做法。中共安徽省委对此加以支持和引导，实行“定产到田，责任到人”的制度。邓子恢、陈云、邓小平等中共领导对这个做法表示赞同。著名的“好猫论”就此出名，但后来被作为没有路线立场的实用主义观点，在历次运动中遭批判。
在去世之前的二十年，他一直是中国改革大戏中的“男一号主角”，而去世后的十年，他的思想仍然在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走向。
1997年2月19日，当93岁的邓小平去世的时候，中国这艘东方巨轮已经驶过“历史的三峡”中最惊险的一段。在去世之前的二十年，他一直是中国改革大戏中的“男一号主角”，而去世后的十年，他的思想仍然在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走向。
李光耀曾经评价邓小平说，“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。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，却是人中之杰。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，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。”这确是一个在必须坚持的时候，毫不含糊、分寸不让，而需要迂回的时候，身段无比柔软的政治家。
在大会上，刚刚获得改革主导权的邓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”、“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”等论述。科学大会报告的起草人之一胡平回忆说，报告在党内高层传阅时，有人建议把此句改成“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队伍”，邓小平听了汇报后，只说了10个字：“这处意见一个字不能改。”
1981年前后，中国出现第一次宏观调控，三年前上马的上海宝钢项目受到重大争议，一些人大代表联合提议让项目下马，一些已经签订的合作也被迫中止，《纽约时报》在报道时用了一个很疑问的标题：《上海真的需要钢铁吗?》。便是在这一时刻，邓小平一锤定音，终于保住了这个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工业建设项目。
在1990年之前，邓小平事无巨细，管理半径非常之大，他要为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合同定性，要为首钢与地方政府的纠纷排解，要为松下幸之助的进入中国牵线，要为荣毅仁的中信公司护航。在做出所有决定的时候，他唯一考量的标准就是：它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进步。
邓小平深知，在一个转型时代，任何变革便意味着对现有体制的突破，因此“天然”地带有违反现行法规的性质，这其实不是某些人的“原罪”，而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“原罪”。因此，在处理任何突破性事件时，邓小平往往采用的是“拖一拖，看一看”的态度。
他对傻子瓜子年广九的处理方式就很让人印象深刻。年是安徽芜湖的一个小业主，1979年，因为生意兴隆雇佣了10来个雇工，国内媒体开始热烈争论他是不是个资本家，是不是在搞剥削。这是一个看上去很小，但其实却很严重的争论，当时国内类似现象已非个例。如果认可，则违背《资本论》的“经典论述”，如果堵死，则民间经济发展无从谈起。邓小平用的办法让所有人都感觉意外，他说，“不能动年广久，一动就人心不安，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，得不偿失。让“傻子瓜子”经营一段怕什么?伤害了社会主义吗?”第二年又有人将年案上报到他那里，他只批了6个字，“放一放，看一看。”
这一放就是7年，到1987年，雇工超过8人的民营工厂比比皆是了，在那一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，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“允许”彻底放开。
1984年，邓小平第一次南巡，当时，关于特区的争议如火如荼，有人报告中央，在深圳特区，除了五星红旗是共产党的，其他都已经变色了。在考察期间，邓小平马不停蹄遍走特区，一路上不讲话，不表态，参观时也很沉默，不露声色。到蛇口工业区时，袁庚汇报说，他们提出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作为整个工业区的口号。在那时，这也是一个很敏感的、明显带有铜臭气的口号。袁庚当场“将军”，自然希望老人家给一个明确的肯定。然而，邓小平眉毛一动，欲言又止。机灵的袁庚只好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：“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?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?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，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。”
此言一出，全场大笑。主政深圳的梁湘一路陪同，总是希望邓小平给予一个肯定的意见，邓对他说：“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，你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，不过不发表意见。”
邓小平在深圳的表现，可谓意味深长，他用行动表明了自己支持的态度，却又在言辞上留下空白，给不同意见者留足了面子。
邓小平给后人留下了一系列的名言，如“不管白猫黑猫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”，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“发展才是硬道理”，“看准了，就大胆地试，大胆地闯”，其起点与宗旨都一脉相承。
邓后十年，中国商业环境的变化早非昔日可比，但是，最重要的变革脉络和逻辑却似乎仍然未改。中国仍然在“历史的三峡”中航行，我们也许将一帆风顺，也许将遭遇更险恶的激流。然而，邓留给中国的“思想遗产”，却仍然散发光芒。从1978年到1997年的二十年中，邓小平思考中国问题的起点始终是，“中国不能乱。”这也是中国改革最后走上了一条非比寻常的渐进式道路的原因。他在晚年更是一再提及，“稳定压倒一切”、“共同富裕”以及“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”等重大议题，这些思想与当今中国打造“和谐社会”的理念宛若一体。
法国思想家、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格森曾说：“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，这简直是无稽之谈。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。这就是说，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，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，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。”
邓小平无疑就是伯格森所谓的“某个人”。
桂公网安备45032302000120